抗美援朝

当第六十四军刚刚完成修筑宝天铁路任务之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就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

9月15日，侵朝美军在朝鲜中部西海岸仁川港登陆，同时分兵北进，于9月29日迫近三八线。

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庆祝国庆一周年大会的报告中，郑重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3日，中国政府再次向美国政府提出：“美国军队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多次地严正警告，10月7日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我国鸭绿江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我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这严峻时刻，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部队在彭德怀率领下跨过了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反击侵略者。至此，抗美援朝战争开始。

枕戈以待

1950年秋，第十九兵团兼陕西省军区在西安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参加了兵团的党代会，他在大会上说：“第十九兵团是机动部队，应枕戈待命。”

这是向我十九兵团发出了入朝参战的信号。会上，与会代表对时局讨论得非常热烈，有的同志对朝鲜局势感到乐观，原因是朝鲜人民军已打到釜山地区了；也有的认为朝鲜人民军凭其一己之力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很难实现。

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宝鸡，就开始考虑入朝参战的问题，并把甘泗淇主任的讲话向全军做了传达，全军广大指战员对凶恶的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伪军早已义愤填膺，纷纷请缨杀敌，请战书犹如雪片般飞向军部。我和王昭政委及其他军领导都为有这样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爱国爱民、热爱和平的将士而深深感动和自豪。我们向全军指战员承诺：只要军委发出命令，我们即刻奔赴战场。

根据甘泗淇主任传达的精神，我军积极地进行出国作战的思想及物质上的准备。

同时，我和我的爱人洪林同志也在积极地做相关的准备。

我的爱人洪林同志，当时任十九兵团家属学校副政委，作为兵团直属队的代表，和我一同参加了党代会。听了甘泗淇主任的讲话，像我们这样经历过战争硝烟的、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心情随之澎湃，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不喜欢战争，但我们又很留恋为了民主、为了民生、为了反抗霸权而誓死搏斗的战场。

洪林同志四岁时父亲因瘟疫去世，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养成了刚毅坚强的性格，我们结婚后，一直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从没有动摇和畏缩。

对于抗美援朝这一仗，我想她肯定会要求参加，但这时她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还能上战场吗？

我的思绪很复杂……从相识以来，我一直很敬佩她的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把一切都交给革命事业的精神，可毕竟现在为人妻为人母，身份有了显著的变化。

于是，我就试探着问她：“抗美援朝这一仗，你还去吗？”

“去，怎么不去，不去就是怕死鬼，不去就不配做共产党员！”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孩子怎么办？”我又问。

“请姥姥带两个，另两个交公。”

洪林同志的“交公”就是交给组织，送兵团在太原的子弟小学或幼儿园。

我深知洪林同志，话虽这样说，其实她心里很矛盾，三个女儿在战争岁月里出生，在战火里成长，经历了多次母女离别的痛苦，如今儿子才两岁，她也想尽一个母亲的责任啊！让孩子们在充满母爱的环境下成长。

然而，大敌当前，作为军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保家卫国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国家的安全，哪有小家的安宁，舍小家为大家是每个军人、每个共产党员都会作的选择，她也不例外，她会像以前一样把对孩子的爱，把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埋在心里，藏在最深处。

面对侵略战争，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都不会畏惧，都会勇敢面对。今天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对战场上的艰难困苦和不可避免的流血牺牲，经历过战争考验的中国人民，早已习惯，也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想到的是祖国的尊严、人民的幸福、革命军人的义务和责任。

我和洪林同志决心再一次去经受血与火的考验。

临战准备

1950年冬，十九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准备第二批入朝参战。11月中旬，我第六十四军奉命从修筑宝天铁路的工地上撤出，开赴山东兖州大汶口、泰安地区集结待命。

作战动员

部队到达兖州大汶口、泰安集结地区后，十九兵团在兖州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

朱德总司令在会上做了抗美援朝的动员讲话，并进行了形势与任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针对部队的思想实际，在搞好形势教育的基础上，学习了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发表的联合宣言，以十九兵团印发的《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讲话材料》为基本教材，进行了以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

通过“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狂妄野心”的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认清了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认清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已威胁到我国的安全的事实，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克服了和平麻痹思想；

通过揭露美帝国主义过去帮助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现在又妄图以朝鲜为跳板，继续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激发了全体指战员对美帝国主义刻骨仇恨和奋勇杀敌的求战情绪；

通过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回顾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树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提高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自觉性；

通过分析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质，回忆我军用劣势装备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历程，树立了对美帝国主义作战必胜的信心。

尤其是首批志愿军入朝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部队的胜利信心和高昂的战斗意志。广大指战员个个摩拳擦掌，纷纷上书求战。

整编与补兵

为了适应入朝作战的需要，我第六十四军于1950年11月中旬至12月20日按照军委颁布的“国防军陆军暂行编制表”进行了整编。

除军机关按新编制整编外，军直通信营留下通信连、电话连，其余人员分别编入各师。

工兵营每连抽1个建制班分给各师扩编为师属工兵连。

军后勤部医院撤销，分配给每师1个休养所。

由各师调来3个侦察班扩编为侦察队。

由每个师编两个新兵营，组建了两个新兵团，番号为补训二团、补训五团。

由每师编1个担架营组成军担架团。

各师直属队增编了工兵连、步行机连，对侦察、通信、担架连和医疗所人员进行了充实。

各师以原山炮和九二步兵炮营为基础组建了炮兵团。

各步兵团司令部编作战、军训、侦察、通信、军务、管理股，政治处增编青年、直工、敌工股。团直属队增设担架运输连、12.7高射机枪连、步兵炮连。

第一九〇师所属各团增设重迫击炮连。

经过整编，加强了机关，充实了连队，组成了各特种分队和适应朝鲜作战的战勤机构、战勤分队，使部队组织编制更适应与美军作战，为建设诸兵种合成军奠定了基础。

整编前后，连续补兵三次。

第一次补充了四川起义的国民党军一四四师四三〇团、四三一团共1852人；

第二、三次补充了辽东、辽西新兵9375人，共计11227人。

补兵后，步兵团由2700人增加到3000人左右，各师炮兵团由500人增加到1000人左右，军师直属队的人员均有增加。军政治部增设宣传队、敌工科。

整编和补兵，使部队政治质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员占总人数的40%，团员占11%。

虽然解放战士占比重较大，但大部分经过了教育改造和战争锻炼，基本已经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新兵大部分是翻身农民和小知识分子，思想纯洁，经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整编和补兵后，部队满员，士气高昂，从组织上为入朝作战做好了准备。

换装与训练

整编之后，我们军师以下部队于1951年1月将步兵武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和高射机枪）统一改换为苏式装备。转盘轻机枪、高射机枪，射程远，威力大，杀伤力强，很受战士欢迎。

军直属队从原来旧式武器中选择质量好的留用配齐。兵团榴炮团第二营调归我军炮兵团后，军师重火器统一进行了调整。

换装后，自动火器和火炮大为加强，武器装备基本统一，为训练、作战和补给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唯一不足的是战士们换发的苏式步枪笨重，不灵活。

部队整编、补兵和换装后，我军抓紧一切时间进行了以技术为主的临战训练。

步兵分队以刺杀、投弹、射击、夜间和山地战斗、防空、防坦克等为训练内容，抓紧培养优秀射手和反坦克骨干；炮兵分队以火炮的战术技术性能、操作与射击方法为训练内容；各特业分队重点训练入朝作战最适用的特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各级干部注意加强对部队训练的领导。

同时注意抓紧自身训练，研究了美军编制、装备和战术特点，学习了防空、防坦克的组织指挥以及先期入朝部队与美军作战的经验。

对执行战勤任务的分队和卫生人员进行了火线救护、战场救治和伤员后送等专业训练。各师团还专门安排时间，给干部、战士上朝语课，学习日常用语和简单对话。

经过训练，提高了部队战术技术水平，人人都熟练掌握了手中武器的使用方法，学习了山地、夜间战斗动作，特别是紧急集合、急行军、防空、防坦克等课目收效较大，对步坦、步炮协同作战有初步体会。干部对美军作战特点和我军应采取的战法有了初步了解，为入朝作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学习经验

军委正式发布命令第十九兵团为第二批入朝参战部队后，兵团决定：由我和第六十三军副政委黄振堂同志率领兵团第六十三军、第六十四军、第六十五军的师长、副师长、参谋长（每师1人）参加朝鲜第三次战役的总结会议。我们30余名同志怀着参观学习、熟悉地形、保家卫国的政治责任感，乘火车于1月6日到达沈阳。

我带队走了之后，爱人洪林同志给她母亲写了一封信，内容是：

妈妈：

我和思玉都要去抗美援朝，见信后即把曾平、曾原送到太原子弟小学，把曾玉接回去，帮我们带着，何时去太原，回信告示。

女儿：洪林

当时，我们的四个孩子都不大，大女儿曾平八岁，在太原市第十九兵团子弟小学读书，二女儿曾原五岁，在太原十九兵团幼儿园由姥姥带着，三女儿曾玉（四岁）和儿子曾武（两岁），在北京警卫团（原第六十四军干部团）驻地由保姆李金田照管。

我的岳母郭淑贤老人住在山东冠县，性格十分刚强，思想也很开明，凡是我和洪林同志要做的事，她从不阻挡。在洪林同志十几岁组织读书会到入党参加革命，她都是积极支持，帮助女儿做了很多地下工作，她的家也成了革命同志的接待站、联络点，人们都习惯地称她为郭大姑。她为了让我们夫妻二人放心地干革命工作，为我们分担了照看抚养几个孩子的任务。这位朴实而慈祥的老人，为我们这个小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久，洪林同志就接到母亲的回信，约好了去太原的时间，信中说：你们尽管放心地去抗美援朝，孩子交给我。

自从有了孩子，洪林同志每次奔赴前线，便把孩子送给母亲，这已成了家常便饭，母女俩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只有母亲默默的支持和女儿的感激。

每当我和洪林同志回忆起这些往事时，洪林同志总是眼中含着泪水，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时的决心可谓“坚定”啊，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父母亲的心也够狠的……

1月初的沈阳，正值寒冬季节，冰天雪地，寒风呼啸，冬日阳光照耀下的原野，反射着刺眼的亮光，细小的雪粒在寒风的吹动下，沿着田野旋转，卷起一阵阵白烟。

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几度，似乎把一切都冻住了，除了雪粒，只能看见从人的口中和鼻子里哈出的水汽，再也见不着什么能随意活动的东西，就连哈出来的水汽也被冻愣了，争先恐后地找眉毛这样的东西依偎着。除了风的呼叫，听不见任何声音，就在这个连空气似乎都已冻僵的日子，我们数百公里外的邻国朝鲜的军队和人民，正和敌激战，或正在准备激战。

寒冬，冰雪，狂风，战争，大炮，飞机一起为这个寂静的季节演奏着，只是我无暇欣赏罢了。我们穿上东北军区后勤部李聚奎部长、龙开富副部长责成业务部门负责同志为我们换上的皮大衣、皮帽子和毛皮鞋，乘火车到安东（今丹东），又改乘送物资的硬席车深夜进到朝鲜的宣川郡。

一进宣川郡，便感受到残酷的战争气息，车站、街道全被炸毁，一个火车轮子躺在一个台阶上，不远处一辆汽车被烧成了一堆废铁，车头处还冒着黑烟，如果仔细看的话，还能辨出一点汽车的模样。路旁的电线杆被拦腰炸断，但被上面的电线牵着，还斜歪地立着。

到处是残垣断壁，被炸毁的房屋燃烧着，烟雾笼罩，从窗户看进去，黑乎乎的，整个街区一片废墟，尚存立柱的房屋的门半掩半开着，看不见一个人影。宣川郡的老百姓也都躲到山里去了，就连平时成群结队在街上觅食的野狗野猫也都不知了去向。我们人生地不熟，便离开了宣川车站到山上找到一个防空洞休息。

黎明后敌机继续轰炸宣川铁桥，定时炸弹不时地响起，爆炸声此起彼伏。我叫上侦察科长王统带着一位翻译员在宣川火车站防空洞里找到了站长，他非常热情，请我们到防空洞内烤火，并告诉我们说：“北山有志愿军……”

听到此消息，心中很是激动，我立即命令王统科长前去联系，找到了志愿军分部后方负责同志，我们向他们说明我们的任务和目的地后，他们派了一辆大卡车将我们送到了清川江。

但江桥已被敌机炸毁，送我们的汽车也坏了，幸运的是又联系上志愿军后勤汽车部队，为我们派了一辆车。同时，朝鲜当地政府动员仅剩下的老大爷、妇女们在清川江渡口的冰面铺上装满沙子的草袋当桥通过。

1月16日，我们终于过了清川江，经成川，于20日到达志愿军总部驻地——君子里。1月25日，在君子里的一个矿洞里，我们列席了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

会场布置得很简洁，没有标语，没有彩旗，矿洞上渗出来的水滴不时地向下落，有的地方都积成了小水洼。矿洞很宽敞，但上面凹凸不平的石块和阴暗的光线使整个会场显得既有自然美又特庄重肃穆。

参加会议的有金日成首相及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彭德怀司令员及志愿军其他领导同志，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志愿军直属各部及各军的主要负责同志，朝鲜人民军总部及各军团的主要负责同志共120余人紧紧地坐在一起，伴着洞外不时传来的爆炸声，会议在庄严肃穆中进行。

当天上午，听取了金日成首相的讲话，彭德怀司令员做了《三个战役的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

在报告进行当中，彭德怀用他那粗犷而浓重的湖南口音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朝两国同志要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的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

彭总的话音刚落，热烈的掌声轰然而起，经久不息。后来才知道，毛主席的指示，是毛主席在彭德怀报告的送审稿上亲笔加上去的。

在大会紧张进行的五天之中，除彭德怀、朴宪永、邓华、洪学智、韩先楚、杜平等分别做了报告外，还由金日成首相报告了朝鲜劳动党今后的工作方针，由高岗报告了国内形势。

会议还进行了典型发言，朝鲜人民军第五军团长方虎山介绍了第六师的作战经验；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副师长刘海清介绍了第二次战役中截断敌人的作战经验；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副师长张峰介绍了突破临津江的经验。

听了他们经验的介绍，我很受教育，感到过去在国内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较量中，我们是地形熟，敌情明，并且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可现在毕竟是在异国他乡，同现代化装备的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需要很好地吸收首批入朝部队和朝鲜人民军的作战经验，虚心向各级指战员请教，并且一定要做好面对极端情况的充分的思想准备。

1月30日，大会进行了总结。

通过会议总结的经验和我们实地见闻，我们深深地感到，入朝作战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不仅要面对极具优势装备而又陌生的敌人，还要面对复杂生疏的环境和严寒的天气，并且还有后勤补给的巨大挑战。

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保持和发扬国内作战的光荣传统，把朝鲜百姓如同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一样看待，团结一致，军民一致，互相配合，相互支援，就一定能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朝鲜。

历史实践告诉我们，愚公移山，铁杵成针，只要不懈努力都是可以实现的。通过所见所闻，我们也十分钦佩朝鲜人民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青壮年男人都主动投入到第一线战场上去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妇女小孩，但他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平时除了农耕生产，其他时间就投入到修桥铺路和支前工作。特别是青壮年妇女不顾敌人疯狂轰炸、扫射，不怕苦，不怕牺牲，勇敢地上前线运送物资弹药，抢救伤员。